“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，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……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，把思想标准化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碰到学生有麻烦时，他常常四处奔走。当时，经常有左翼学生遭当局迫害、追捕，这位“保姆”总是全力保护营救，甚至让他们在自己家中躲避，并借给他们自己的皮鞋和衣服。然而三青团学生营私舞弊被揭发时，他却又力排众议，主张严办，不可姑息。当别人以此称赞他时，他却表示，这只是一名教授对学生应有的“本分”，与政治倾向没有关系。

　　这样的教授自然深得学生爱戴，每晚等候听他讲课的学生，总是排成长队。

    遇到兴致好的时候，这位赤子之心的名教授，还会组织中学的校友们，踢一场小足球。但大多数时候，他要么“缄默”，要么抨击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主持教务会，只有他跳出来，冷言冷语地表示“竺校长是学气象的，只会看天，不会看人”。他还写信给校长，要求“会议要自由讨论、勿专寻章摘句”。然而这样一位训导长，最终却因为“放纵共产党活动、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”，被迫辞职。